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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文接过县令大印,完成了形式上的交接,然而心中的不安却丝毫未减。他坐在主位上,翻阅着秦朗命人呈上的账簿和文卷,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账目清晰得不可思议,钱粮、赋税、户籍、田亩,乃至县衙各项开支,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没有一丝错漏。这让他作为一名恪守规矩的官员感到震惊,因为他深知大晋各地的官府账目,多半是笔糊涂账,能做到如此清明的,简直是凤毛麟凤。
然而,震惊之余,更大的疑惑和不满涌上心头。这些账目所反映的,是平安县城一套完全异于朝廷定例的治理模式。
“秦先生,这县中税赋,为何如此低廉?”赵秉文放下账簿,指着其中一页问道,“商铺、田亩之税,竟不及他县三成,长此以往,朝廷赋税何来?”
秦朗站在一旁,不卑不亢地答道:“回赵大人,平安县城经历战火,百废待兴。草民以为,与其涸泽而渔,不如休养生息。降低税赋,可让百姓有余力耕种,商贾有胆量经营。待县中物阜民丰,百姓自会安居乐业。且县衙开支,主要由县中公营作坊与矿山收益支撑,无需过多仰赖税赋。”
赵秉文听得心中一滞。公营作坊和矿山收益补足县衙开支?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大晋朝廷的县衙,主要收入便是赋税,公营产业通常是为朝廷提供物资,而非直接支撑地方县衙。这种模式,看似新颖,实则完全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私设公营产业,这……这与朝廷律法不符!”赵秉文语气严肃了几分。
秦朗脸上仍挂着淡淡的笑意:“草民当初为求自保,为求百姓活命,实属权宜之计。如今大人驾临,自可酌情处置,若觉不妥,尽可取消。”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权宜之计”和“为求自保”,又将处置权交给了赵秉文。但赵秉文心中清楚,这些公营作坊和矿山是平安县城如今繁荣的基石,一旦取消,县衙将再无收入,百姓生活也必受影响。届时,他这个新县令,怕是立刻就会失掉民心。
林思远在旁,将两人的对话尽收耳底。他深知秦朗的用意。秦朗并非真的在推卸责任,而是在无声地展示:平安县城如今的安定与繁荣,皆源于他这套“不符常规”的治理体系。赵秉文若想接管,便必须接受这套体系,否则便会寸步难行。
“秦先生,县中百姓对你……似乎异常拥戴。”赵秉文又翻到户籍册,看着上面百姓的籍贯旁,许多都批注着“自愿归附”字样,这更让他感到不解,“这又作何解释?”
秦朗平静道:“周定山逆贼肆虐,许多百姓流离失所,草民见其可怜,便将其收留于平安县城。县城提供土地耕种,提供工坊就业,百姓见我等实心待之,便自愿留了下来。草民以为,民心所向,乃为政之本。百姓安居乐业,自会拥戴父母官。”
这番话,更是直指赵秉文的内心。他身为父母官,自然懂得民心重要的道理。可秦朗所言,却让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秦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民心,而他赵秉文,虽是朝廷命官,却并未在百姓心中建立丝毫威信。
接下来的几日,赵秉文试图按照大晋律法,逐一纠正平安县城的“不妥之处”。他想提高税赋,想解散公营作坊,想重新审查户籍,想按照朝廷规矩调动平安卫。
然而,每一次尝试,都像是将一根坚硬的木棍插入棉花之中。
他提高税赋的命令一出,百姓虽不言语,但眼中难掩失落和困惑,县衙门口多了许多请愿的民众。他若不顾民怨,强行征收,必然导致县城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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