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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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逸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他早年从事青年宣传工作和领导中国青年军人运动，卓着功劳；他与贺龙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和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与贺龙同志亲密合作，共同努力，创建和领导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创建和领导了洪湖赤卫队。1931年5月，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英勇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青少年时代的进步思想

周逸群，学名立凤，贵州省铜仁县城关镇人，1898年7月23日诞生在铜仁城关大公馆路（现共同路十三号）一个“小康之家”。因父母早逝，从小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逸群，从小聪慧，族叔周自炳先生很喜欢他，教他识字、读书。1905年，进入周自炳先生等人创办的城南小学学习。他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从不打闹，经常独立一旁，抄着双手，思考和消化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每期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逸群不仅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而且关心时局，爱憎分明。当时，铜仁有个外号叫“铁算盘”的财主郭铁珊，残酷地剥削帮工，激起了他心中的忿忿不平。于是他邀约同学编出顺口溜，讽刺郭铁珊的丑恶嘴脸。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日益加深，在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在思想上利用信仰和侵华作为侵华工具，腐蚀中国人民。辛亥革命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在铜仁设立了“福音堂”，他们披着教士的外衣，扯起慈善事业的招牌，进行侵略活动。逸群目睹洋人在自己家园横行霸道，蹂躏祖国大好河山，激起了他无比的愤怒。一次，他带领几个同学来到中南门“福音堂”门前，用石头砸烂了福音堂的玻璃窗。表现了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无畏精神。

1914年，逸群进入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第十期学习。在四年中学学习期间，他认真攻读，特别刻苦钻研中国历史。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写的一篇作文《诸葛亮辅汉于蜀论》被选为全校优秀文章，登于校刊《南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在校刊上的还有《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等文，都受到师生们的好评。他关心时局的发展，向民众宣传反袁（世凯）斗争的胜利，对贵州政情有充分的了解。

逸群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春天回到故乡铜仁。这时正值铜仁教育会成立，周自炳先生为教育会长，逸群充任教育会会计。他忠于职守，办事认真，待人非常诚挚；遇事又敢作敢为，受到同事们的爱护和尊敬。这期间，他经常参加从事教育多年的族叔周自炳、周自谦先生对时局的家庭讨论。例如怎样拯救中国的问题，逸群在族叔的启发和教育下，大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次，他跋涉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大溪沟，与佃耕老农促膝谈心，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情他们的处境，批判吃人的封建土地制度，决心把家里的田产无偿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1919年3月，逸群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

当时，由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日本，逸群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告诉了人类出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喜讯，并且谈到：要想达到我国人民向往的大同世界，即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体系，建立坚强的无产阶级体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苏俄之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逸群加入了留日学生会，积极带领中国留学生为保障学习和基本生活条件而斗争。一次，国内由于军阀混战，中止了留日学生生活费达数月之久，使同学们陷于困境。学生会选出逸群等十几个代表，到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解决生活问题。经过说理斗争，迫使公使胡维德接受条件，答应借款解决，斗争取得胜利。

1922年2月，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帝国主义勾结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九国公约”。宣称：“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政策，以实现瓜分中国的目的。“九国公约”一出笼，就遭到了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留日学生立即召开大会，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反对华盛顿会议。逸群废寝忘食，积极投入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会后，他被选为留日学生回国请愿代表团的成员，受留日学生的委托，回到祖国，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了广泛宣传。不久，他又回到日本。

这时，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周逸群，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立志投身中国革命的愿望非常迫切。于是他同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的贵州籍青年毛景周商量，决定回国从事革命的武装斗争。

1923年春，当毛景周在士官学校毕业时，逸群断然放弃了学习，两人一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在上海，又进一步研究了到湘黔边一带去拉队伍的行动方针。这里“天高皇帝远”，都是地方军阀把持，如湖南凤凰的陈渠珍，就是赫赫有名的“湘西王”，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军阀之间互相火并，家乡铜仁连年发生战争，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逸群等来到湘黔边进行一系列兵运的联络工作，经过大半年的尝试，最后终于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直接领导，加之当时湘黔边地区党和群众的基础非常薄弱，没有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条件极不成熟。逸群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宣传革命以唤起民众，才能实现武装斗争的目的。从此，他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

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

1924年初，逸群重返上海。当时，我国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好形势，对于从事革命宣传，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事业极为有利。逸群开始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其中刊于第一卷第五期的《革命与统一》一文，以充分的史实，论证了“革命”与“统一”的辨证关系，指出：“军阀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物”，“中国若不用革命的手段，把反革命派的势力根本铲除，中国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而且为要防制反革命派，革命以后，必要有相当的时间，由革命派专政”，这样，“民主国家，才能实现，才能有真正的统一可言”。此文与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肖楚女《教育与革命》等文章紧密配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接着，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启发下，他联合了在上海的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组织“贵州青年社”，并创办《贵州青年》旬刊。5月，正式发表创刊宣言。《宣言》说：

我们对于政治，主张：1促进真实的民主政治实现；2唤起民众底阶级的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3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社会方面，主张：1打破一切的不平等的制度；2唤醒青年向上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3促进“互助”、“团结”的美德，以训练团结生活。文化方面，主张：1积极灌输新思想，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2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得着“人的生活”；3铲除一切占据思想界底旧权威的黑暗势力；4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逸群主办《贵州青年》，精力旺盛，特别具有埋头苦干精神。从采访、搜集素材到拟稿、编排、校对等工作，他都亲自动手。由于发行量有限，经费比较困难，除少量捐助外，大都靠逸群从家里寄钱来解决。而他自己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尤其对西南的政局，逸群有深刻的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在创刊号上，他以“黔铁”笔名撰写的《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肯定了贵州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贵州人切不可以因为恨唐继尧滇军而走错路，去欢迎直系势力袁祖铭回黔驱滇。因为贵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

在《贵州青年》第六期上，逸群发表的《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论文，影响很大。文章以铁的事实，精辟地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了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具体表现。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文章结论写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西南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为压制革命舆论，指使贵州的爪牙给《贵州青年》投匿名信，信中画了一枝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逸群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仍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逸群发表在《贵州青年》上的还有《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等，这些文章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对西南的政局以深刻的影响，促使黔军进步官兵后来倒袁北伐。同时，也启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贵州青年》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

《贵州青年》一问世，就得到了《中国青年》主办人之一的肖楚女的重视和支持。他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向全国广大青年介绍和推荐《贵州青年》，指出“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底光明而办的”，并撰文对逸群《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说：“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逸群在与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逸群到广州黄埔军校后不久，经鲁易和吴明（陈公培）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