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红色根据地的浴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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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红二、六军团转移湘西后，黔东大地瞬间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原本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山乡，此刻被乌云重重包裹，腥风血雨肆意弥漫，仿佛坠入了无尽的深渊。随着黔军李成章、杨昭卓部的铁蹄无情践踏，各地的土豪劣绅也如同嗅到血腥的恶狼，纷纷露出狰狞面目。他们迫不及待地组织起“清乡队”（即“还乡团”），这些反动武装在乡间横行霸道，发出“一人当红军，全家都诛灭”的反革命叫嚣，其声音中充满了仇恨与残忍，妄图将革命的火种彻底扑灭。

在反动势力的操控下，一场惨绝人寰的阶级大报复在黔东各地疯狂展开。他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向曾经拥护革命、支持红军的特区人民进行残酷反扑。尤其是对于红军干部、地方政府和游击队领导成员，他们的报复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六井溪、沙子坡、红溪一带，曾因闹“神兵”被反动派诬蔑为“神匪之区”，后来又因红军在此活动被斥为“红匪区域”。这里的游击队员，头顶着两顶莫须有的“帽子”，成为了反动派重点迫害的对象。无数游击队员被抓捕、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而普通群众也未能幸免，他们被反动派勒索，需用十二块光洋才能换取一张所谓的“良民证”，以此来躲避飞来横祸。国民党当局将这些地区划为“劝化宣抚”区域，还委任了一系列反动官吏：陈尚廉为西区区长，张冠治为宣抚委员兼清乡大队长，区府驻张家寨；任凤生为北一区区长，郭均安为宣抚委员，任邑梅为清乡大队长，区府驻毛寨。在众多土豪劣绅、反动官吏中，毛坝伪区长陈文澜、区大队长陈文会、刀坝区大队长安永成、西区清乡大队长张冠治、毛寨伪区长任凤生、沙子坡马家庄联保主任傅万湘、坪底清乡队长任志周等人最为凶残，他们双手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成为了黔东人民心中的恶魔。

1934年6月9日（古历4月28日），红三军首次抵达印江县刀坝，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当天便派兵到来安营毛坝捕捉伪区长陈文澜，可惜未能将其抓获。土地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陈文澜心中充满恐惧，带着区大队长陈文会、区公所助理陈跃庭、司爷张崇龙等人仓皇逃进印江县城“避难”，妄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年9月，黔军杨昭卓旅进剿刀坝，陈文澜等人如同狐假虎威的恶犬，跟在黔军后面返归故里。回到家乡后，陈文澜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吸取之前的教训，开始疯狂招兵买马，网罗各地亡命之徒，迅速着手组织反革命武装。他还在来安营狮子山营盘构筑工事，将这里打造成残害革命群众的据点。

11月中旬，由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红三军干部秦育清率领的特区保卫队、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约200多人，从沿河出发，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踏上了寻找红军主力的艰难征程。队伍经印江县的茅草盖、梯子岩、胡家坝、安家坝等地，抵达来安营，准备前往酉阳一带。然而，当队伍行至下寨坝时，被安永成匪部发觉。安永成立即带领匪众跟踪追击，陈文澜匪部闻讯后，立刻敲锣召集匪兵，陈文会也急忙率领匪众迎头拦截，与后面尾追的安匪形成了夹击之势。伪乡长梁一之，匪首陈沛然、陈文藻也率领“清乡队”迅速赶到，一时间，我军陷入了四面包围之中。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奋勇抵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激战，大部分战士成功突围，但我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当场牺牲20多人，还有24名伤病员和战士不幸被俘。陈文会接到陈文澜“抓到的红军，全部杀掉”的命令后，露出了凶残的本性，他挥舞着马刀，残忍地砍杀我被俘红军4名，匪兵陈文见也紧跟其后，砍杀5名。剩余的15人被押至狮子山营盘，陈文会命人将3个年龄较大的被俘红军（其中一个叫马医官）捆在树上，其余12人分别关押在吴永清家苕坑里和搭斗下。丧心病狂的陈文见先将捆绑在树上的1个红军砍杀于营盘门边。当天晚上，陈文见、陈文桥等匪众又将马医官和另一个被俘红军的手脚捆住，平悬在树上，在下面点火烘烤，还用烧红的杠炭烫烙他们的胸膛和腹部。两位红军战士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次日早晨，陈文澜命张崇龙、彭善初写好“祭文”“契书”，备好供果，然后将关在苕坑里的8名被俘红军押到猫猫湾陈文澜之子陈茂龙的坟前（陈茂龙此前被我军镇压）。他逼迫8名战士跪成一排，亲自持马刀割破他们的头皮，用迷信钱纸蘸取鲜血，摆在坟前，进行所谓的“挂红祭坟”。张崇龙、彭善初高喊“三献礼”，朗读“祭文”“契书”，陈文澜随后烧化沾满红军鲜血的“纸钱”。还未等纸钱烧完，他便举起马刀砍杀1名被俘战士，陈文会也跟着砍杀一人。余下的6人被带回，与原关在搭斗下的4名战士一起关在苕坑内。这10名被俘红军，后来除3名幸免外，其余7人被陈文会、陈文见、陈文全、叛徒郑玉章、郑传龙等人押至双眼坑杀害。陈文见在坑边率先砍杀1人，其余6人被匪徒们一个一个地推入深坑。至此，陈文澜及其“清乡队”前后残杀我被俘红军21人，他们的暴行令人发指，欠下了累累血债。

红木树自卫队员何代杨，不幸落入沿河白石溪“清乡队”张万超、张龙湘等人的魔掌。这些匪徒为了折磨何代杨，想出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点天灯”。他们敲开何代杨的头盖骨，灌入桐油，插上灯草，然后点火焚烧。熊熊烈火在何代杨的头顶燃烧，他痛苦地挣扎、惨叫，其状惨不忍睹。但即便在如此残酷的折磨下，何代杨也没有向敌人屈服，展现出了革命战士的钢铁意志。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刚离开，红花园伪乡长黄茂怀、土豪黄吉庭、黄庭才和“清乡队”便迫不及待地袭击了坨寨乡苏维埃政府。3名红军代表被捕，其中包括女同志丁兰英。乡丁们将两个男红军的手脚捆住，用穿心抬的方式把他们抬到高洞河边，两端搁在石头上，在下面点火烘烤。两位男红军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最终被活活烧死，随后尸体被抛入河中。匪徒黄朝良还不放心，追到河中又朝着尸体狠狠戳了几刀。丁兰英同志受尽了敌人的折磨，卑鄙的敌人竟以四块光洋的价格将她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但丁兰英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她寻找机会，巧妙地逃离了男方家门，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到达酉阳农村安家落户，继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兰克寨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前照，被安水成匪部捉住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敌人用打鞋底的锥子一下一下地刺他，这种酷刑不会让人立刻死亡，却能让人在长时间内承受巨大的痛苦。黄前照痛楚难熬，几度昏死过去又苏醒过来，最终还是惨死于敌人的毒手。在此之前，兰克乡游击中队长郑少南，率队到中坝沟筹集给养时，遭到安水成的伏击，不幸牺牲。他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障队伍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刀坝白猫岩农民戴世西一家，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地主老财易太义、杨胜松的土地。然而，土地革命的成果却引来了地主的疯狂报复。易太义、杨胜松勾结匪首任贞顺，派匪兵任贞元、银高二到戴世西家烧杀抢掠，将其家抢劫一空。在这场浩劫中，戴世西的三哥戴世六、四哥戴世秀当场被杀害，父亲戴友才也被抓走。几天后，戴友才也被杀害于双河口四园子。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摧毁。

坨寨农民王世焕、赵佐怀，曾任游击分队正副队长，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被“清乡队”杀害于白岩河坝。赵佐怀的妻子得知敌人还要满门抄斩，惊恐万分，连忙背起年仅三岁的儿子逃进深山躲藏。一家人被迫四处离散，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赵佐怀的母亲因长期悲愤郁结，最终双目失明，她的遭遇令人痛心不已。

坪底侯家沟农民侯世农、侯守林父子及侯世觉（世农之哥），曾参加红军游击队，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投身到战斗中。后来，三人同时被溪伪区长张伯清、任锡坤等“清乡队”杀害于封神塘河坝。“清乡队”不仅残忍地杀害了他们，还烧毁了侯家的房子，赶走耕牛二头，将侯家的财物洗劫一空。侯家瞬间家破人亡，这是反动派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据调查，凉水、陡溪、沙子坡等地还有十多名游击队员被地主“清乡队”杀害。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知情人已经离世，死难人数难以完全统计清楚，不知道还有多少革命群众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被“清乡队”折磨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更是不计其数。

兰克构树湾农民谭绍成，曾参加黔东独立师，转战至酉阳川河界。作战失利后，他机智地脱险回到家乡。然而，伪区长陈文澜却派人将谭绍成及其父亲和伯父三人捉住。他们遭到一顿毒打后，陈文澜又勒令其交三百六十吊铜钱才肯放人。谭家为了救人，不得不卖田当物，凑足了钱交给敌人。但“清乡队”却背信弃义，只放出了谭绍成的父亲和伯父，将谭绍成继续拘押。为了逼迫谭绍成交出所谓的“情报”，匪徒们对他施用了三种酷刑：一是“猴子扳桩”，将他的身体固定在特殊的装置上，使其痛苦不堪；二是“灌辣椒水”，把他的脚后跟和耳朵用蓑衣针穿通，用绳子将身子绑在长板凳上，倒立起来，然后把烧热的辣椒水一壶一壶地往鼻孔里灌，一连灌了七八壶，谭绍成被呛得当场昏死过去；三是“打风摆柳”，把他倒悬在树上，乡丁们站在四面用鸳鸯棒抽打，他的身体左右晃荡，犹如风吹杨柳一般。在经历了无数痛苦的折磨后，谭绍成在一个乡丁的帮助下，才逃出虎口，侥幸捡回一条命。

永义农民袁焕章，曾为黔东独立师带过路，这本是一件正义之举，却为他带来了灾难。保长戴泽奎派人将他抓去，对他进行捆绑吊打，甚至砍掉了他一个手指。袁焕章还被罚款五百吊铜钱，为了交罚款，他不得不卖房、卖地、卖耕牛，最后才被“释放”回家。他的生活从此陷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源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