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六爻预测主要是靠理论还是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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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爻预测主要是靠理论还是灵感？

六爻预测是一门玄学，它是一个理论加灵感的产物，以理论为主，灵感为辅。一般吉凶和应期以及初级阶段的预测，是靠其严密的理论来完成的，如果要预测细微的地方，尤其是用高层次“象”来预测时，就需要通过灵感把抽象的东西变为具体事物。不过这种灵感也是靠坚实的理论基础培养出来的。只有灵感没有理论是不能把自己的预测水平就上升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的。

灵感是建立在熟悉理论的基础上的.否则学习理论就没有用了。

京房纳甲法的音律解释(转帖)

在京房易中，阴阳二气的对待深入于其各种学说。于其纳甲体系，《京房易传》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显然，京房的纳甲原则为阳卦配阳干，阴卦配阴干，即：

阳卦乾震坎艮　阴卦坤巽离兑

阳干甲庚戊丙　阴干乙辛己丁

除纳甲外，京房还将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广义的纳甲也包含纳支。纳支遵循的原则同纳甲一样，仍是阳卦纳阳支，阴卦纳阴支。二期内在机制，卢央认为，乃是历法及生律法纳入。具体为：从历法来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为一年之始，二十二律以黄钟为首，黄钟又自冬至始，所以黄钟当乾之初九，纳支为子。此起点确立之后，京房又根据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按十二支来说，即隔八生律法，纳其它各支。隔八生律法即：律起于黄钟子位当乾初九爻，再从子位起算，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位，这是林钟未位，当坤初六爻，于时为六月。再从未位起算，未申酉戌亥子丑寅，这时律为泰簇寅位，当乾九二爻，时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律及其支位所对应的爻位。这样，乾从初九到上九分别纳子寅辰午申戌六支；而坤卦是阴卦，据“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之则，应右旋与六阳律相反方向运转，最后得出坤卦从初爻至上爻分别纳未巳卯丑亥酉六支。

其余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则，按律历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为子午，阳支配阳卦各爻，故配长男震，……与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为丑未，阴支配阴卦，故长女巽卦当之。……接着正月和七月当寅和申，又纳于阳卦，则以中男坎卦配之。……再接着是二月和八月为卯和酉，则以中女离卦配之。……然后是三月和九月，当辰和戌，以少男艮卦配之。……最后是四月和十月，为巳和亥，以少女兑卦配之。”

《汉书－艺文志》载：“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由此可证，京房确有可能根据历法及生律法将十二支纳入卦体中，故卢央之说应该可信。

汉代以前，人们已将音乐看作阴阳和合的产物。如《乐记》云：“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地气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焕之以日月，而百化与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就把“乐”作为天地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的产物，将阴阳节奏视为阴阳升降的表征。《管子－地员》与《吕氏春秋》皆对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或“隔八生律法”进行过描述。如果卢央之京房依历法与生律法纳支之说成立，那么，纳甲说的背后乃是一幅阴阳对待、流行图。（《周易研究》张文智）

京房易学的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转帖)

汉代易学以象数派为主流。人们能常认为，象数派排斥义理，义理派扫落象数，这两派各持一端，势如水火。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在各派易学中，象数模式与义理内涵作为形式与内容是统一而不可分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讲义理，不能说离象数形式，讲象数，目的在于阐发义理内容，这是易学区别于其他各种哲学的基本特征。如果完全扫落象数专讲义理，这就抹杀了易学的基本特征，等于是取消了易学。反之，如果完全排斥义理专门从事象数的形式推演，这就把易学变成一个失去灵魂的僵死的躯壳，也不成其为易学。

因此，义理派的特征不在于扫落象数，象数派的特征也不在于排斥义理，这两派的分野，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象数派把形式置于首位，以为义理尽在于象数之中，义理派则置内容于首位，把象数看作是表现义理的一种工具，只要通过象数掌握了义理，可以“得意而忘象”。至于易学的历史发展为什么会形成这两大派，此消彼长，互相攻驳，则是由于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时代思潮，易学不能不受时代需要与时代思潮的整体影响，服从中国哲学思想总的发展线索而不断地改变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象数派的易学还是义理派的易学，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推进了易学的发展，丰富了易学的宝库。我们今天研究这两派的易学，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历史的眼光，立足于易学发展的整体，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去发掘其中的合理的内核，而不能沿袭过去那种狭隘的门户之见，党同代异，站在某一派的立场去反对另一派，重复那些无谓之争。对于汉代延续数百年的象数派的易学来说，更应该作如是观。

汉易象数之学是直到西汉中期宣帝年间才由孟喜揭开序幕的，到了元帝年间，才由京房真正奠定了理论基础，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孟、京以前，汉初易学大体上是守师法，明故训，主义理，切人事，尝未分化成派。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曾经指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这是符合实际的。

孟喜、京房在宣元之际把阴阳术数引入易学，建立了一种具有汉代历史特色的以卦气说为核心的象数之学，在易学史上引起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某并非什么偶发事件，也不能孤立地从易学本身上找原因，只有站在宏观的角度，联系到西汉中期的时代需要与时代思潮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汉武帝时期，经过七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卦建大一统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局面业已形成，但是缺少一种适应于这种局面的新的世界观。这是当时所有站在时代前列思考的人们，包括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殚思极虑、苦苦探索的问题所在。

董仲舒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敏锐地观察到这种时代需要，他一方面向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从事积极的学术活动，援引阴阳术数来阐发《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把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纳入阴阳家的世界图式之中，领导发动了一场波及整个经学的思想变革。《汉书．五行志》指出：“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西汉中期以后，各派经学家以董仲舒为一代宗师，效法他的榜样，纷纷致力于阴阳术数与儒家经义相结合的工作，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经学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之下，阴阳术数之学与《春秋》相结合而形成了“春秋阴阳说”，与《书》相结合而形成了“洪范五行说”，与《礼》相结合而形成了“明堂阴阳说”，与《诗》相结合而形成了“四始五际说”。

由此看来，孟喜、京房所提出的“卦气说”，实质上就是阴阳术数之学与《易》相结合的产物，他们的那种具有特殊形态的象数派的易学是当时的经学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体现了深沉的文化思想。如果不把孟、京易学置于这种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进行宏观的考察，是既不能理解这派易学产生的原因，也无法透过那些令人眼花撩乱的象数模式去发掘其中的义理内涵的。

当时各派经学家援引阴阳家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的经义，着重发挥了符瑞与灾异的思想。符瑞象征着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灾异则象征着这种秩序受到了破坏,产生了某种冲突与危机。这是一种源于远古的宗教巫术而又混杂着先进的哲学与科学成分的奇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天人感应论，也可以称之为阴阳术数.就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而言，是立足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的。就其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构件所组织的时空框架而言，是依据了阴阳家的世界图式的。就其对符瑞与灾异的推断与占验而言，则是一种方士术数之学。当各派经学家为了通经致用，把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落实到实际的生活中来，往往突出阴阳灾异的思想来批评朝政，限制君权，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管理。班固曾经指出：“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着明者也。”（《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在这一批名单中，董仲舒、眭孟、刘向是《春秋》学者，两夏侯、李寻是《尚书》学者，翼奉治《齐诗》，京房、谷永是易学家。他们都是着名的经学家，也是着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因而他们的经学思想都同时包含着上述的三种成分，即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阴阳家的世界图式以及推算灾异的操作方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方士术数之学。这是他们的共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治的经典互不相同，因而在名词用语、思想表述以及推算方法上不能不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这是他们的个性。孟喜、京房的易学思想就是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在汉代易学史上，孟喜是个开风气的人物。孟喜的着作早已失传，我们今天研究他的易学，唯一可据的史料史有唐代僧一行的《卦议》所作的评述。僧一行指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见《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孟喜的卦气说是以十二月卦为主干的。十二月卦也叫十二消息卦。消是阴进阳退，息是阳进阴退。阴阳二气的相互推移决定了四时的变换，这种情况和阴阳二爻的相互推移所引起的卦变极为类似，于是孟喜利用这种类似编排了一个以十二卦配十二月的卦气图式。这种配法目的不在于说气象历法本身的变化规律，而是为了比附人事，用来占验阴阳灾异，实质上是一种新的占法，其理论基础就是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天人感应论。这种占法的特点是把气象历法的科学知识纳入《周易》的框架结构之中，称之为卦气，然后反过来根据卦爻的变化来推断预测卦气的运行流转是否正常，如果出现参前错后的反常现象，这就天神发出的灾异谴告。

京房继承发展了孟喜的卦气说，对孟喜的配法作了补充调整，其特点是分卦直日，以卦爻配一年的日数。僧一行在《卦议》中站在天文历法学家的立场评论说，这种配法“止于占灾眚与吉凶善败之事。至于观阴阳之变，则错乱而不明”。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年准确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数目不相符合，二者本来是不可以强配的。但是用这种分卦直日之法来讲阴阳灾异，比用“春秋阴阳”、“洪范五行”、“四始五际”、“明堂阴阳”等等讲法要优越得多，因为它能作出一种貌似精确的数学计算，可以把阴阳灾异说得毫厘不爽。《汉书．京房传》说：“永光、建昭间，西羌反，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元帝）悦之。数召见问。”这种情况说明，京房的卦气说虽然从天文历法的角度来看是“错乱而不明”，但从讲阴阳灾异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非常合用的工具。

京房的着作现在留传的有《京氏易传》三卷。《四库全书总目》归于子部术数类，对其性质、内容、体例、影响作了简明的评述：

其书虽以《易传》为名，而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合易义。上卷、中卷以八卦分八宫，每宫一纯卦统七变卦，而注其世、应、飞、伏、游魂、归魂诸例。下卷首论圣人作易揲蓍布卦；次论纳甲法；次论二十四气候配卦，与夫天、地、人、鬼四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龙德、虎刑、天官、地官与五行生死所寓之类。盖后来钱卜之法，实出于此。故项安世谓以《京易》考之，世所传《火珠林》即其遗法。

就性质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把京房的这部着作归于术数，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认为其书“绝不诠释经文，亦绝不附合易义”，就未免强调得过了头，表现了后世经学家的某种顽固的偏见。实际上，《京氏易传》虽然打乱了原有的卦序，按照新发明的体例编排了一个八宫卦的系统，与章句之学不相同，但是也诠释了许多经文，力求附合易义，汉易象数之学的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是通过京房的这部着作而后确立的。如果说孟喜的卦气说只是以卦爻与历法相配，着眼于构筑一个便于占验的操作系统，京房则是站在象数派的立场上进一步探索这个操作系统在易学中的根据，着眼于研究卦爻本身的结构功能及其变化的规律，以便从理论的高度把术数与易学紧密结合起来。因此，《京氏易传》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包含着术数与易学两个部分，尽管其中术数的部分后来为术士末流所承袭，演变为钱卜之法，但是其中对象数义例的阐发与以象数解易的思路，不仅代表了易学发展一个新的阶段，也对后世包括义理派在内的整个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京氏易传》以八宫卦为主干，根据乾坤六子、阴阳变化的原理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新的编排。京房认为，这种编排可以更加完美地体现“生生之谓易”的易学精神。他说：积算随卦起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间无不通也。

这种八宫卦的卦序是一种以象数架设而成的世界图式，大大扩展了卦气说所能包容的范围，可以把所有的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统统纳入其中，就像放在手掌中一样。他说：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气候二十四，考五行于运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于指掌。

京房认为，在这个象数图式中，是蕴含着一种义理的，这就是吉凶生死相互转化的哲学义理。他说：于六十四卦，遇王则右，废则凶，冲则破，刑则败，死则危，生则荣，考其义理，其可通乎。

京房以上述的几个论点为前提，说明了他对易义的根本理解，确定了如何通过这个象数图式“考其义理”的认知方法。他说：故《易》所以断天下之理，定之以人伦，而明王道。八卦建，五气立，五常法象乾坤，顺于阴阳，以正君臣父子之义。故《易》曰：“元亨利贞”。

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于有无。且《易》者，包备有无。有吉则有凶，有凶则有吉。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也。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也。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阴阳，运转有无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

由此可以看出，京房把易义理解为一种天人之学，实质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根据天道运行的正常规律来调整人伦王道君臣父子的正常的秩序，这是与历代儒家对易义的根本理解相符合，而不同于后世《火珠林》之类的求官卜宅的末流术数。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提出的认知方法是从象数派的立场出发的，而且具有鲜明的卦气说的特征。京房认为，八卦的卦爻结构“包备有无”，包含着“从无入有”与“从有入无”两个方面的认知功能。有指有形可见的星辰灾异与人事吉凶，无指无形可见的阴阳变化与吉凶相生的内在义理。此无形可见的内在义理表现于外，“从无入有，见灾于星辰”。表现于外的星辰灾异为内在的义理所支配，“从有入无，见象于阴阳”。因而《易》之所以垂教，示人以吉凶，主要是教导人们善于把握这种有与无的关系。

这种有与无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史上反复讨论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本质隐而无形，现象显而可见，魏晋时期王弼、韩康伯的义理派的易学站在本体论的高度讨论这个问题，而首先运用有无这一对范畴来阐发易义的人应该归功于京房。只是京房认为这种有无关系完整地体现在卦爻结构之中，特别是体现在由八卦排列而成的卦气图式之中。他说：“阴阳之义，岁月分也。岁月既分，吉凶定矣”。京房于是推导出了象数派易学的一个基本的论点，认为“考天时、察人事在乎卦”，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这个象就是“运转有无之象”，他的八宫卦就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的论点架设起来的。这是剖析八宫卦的一个重要关键。掌握了这个关键，就能高屋建瓴，以简驭繁，而不致被它的那一套光怪陆离、牵强附分的图式所困惑。

八宫卦以乾、震、坎、艮为阳四宫，坤、巽、离、兑为阴四宫，按照宫卦的爻变引起卦变的原理，每一宫卦可变为七卦。其初爻变成之卦以初爻为一卦之主，为一世卦；二爻变成之卦以二爻为一卦之主，为二世卦；三爻变成之卦以三爻为一卦之主，为三世卦；四爻变成之卦以四爻为一卦之主，为四世卦；五爻变成之卦以五爻为一卦之主，为五世卦。宫卦的上爻为上世，上爻不变，而变五世卦中之第四爻，是为游魂卦。再变游魂卦下体之三爻为归魂卦。

京房认为，“八卦之要，始于乾坤，通乎万物”。“奇偶之数，取之于乾坤。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京房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承袭孟喜而来的。孟喜曾根据乾坤为阴阳之根本的思想安排了一个十二消息卦的图式，来表现一年十二个月的有规律的运转过程。京房发展了孟喜的思想，把十二消息卦的图式扩大为八宫卦的图式，使之“通乎万物”，来说明以乾坤为根本的卦爻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囊括宇宙、统贯天人的完整的体系。八宫卦中的乾坤二宫，自上世以至五世共为十二卦，其变化的规律是与十二消息卦相一致的。乾宫初爻变为姤，二爻变为遁，三爻变为否，四爻变为观，五爻变为剥。坤宫初爻变为复，二爻变为临，三爻变为泰，四爻变为大壮，五爻变为夬。

京房为了把这个规律用于八宫六十四卦，创造发明了游魂、归魂的体例。惠栋《易汉学》引张行成的解释说，乾宫五世的剥卦，“若上九变，遂成纯坤，无复乾性矣。乾之世爻，上九不变。九返于四而成离，则明出地上，阳道复行，故游魂为晋。归魂于大有，则乾体复于下矣”。乾宫归魂于大有，过渡到长男震宫八卦，震宫归魂于随，过渡到中男坎宫八卦，坎宫归魂于师，过渡到少男艮宫八卦，合于乾生三男之义。坤宫亦据坤生三女之义，依次过渡到长女巽宫，中女离宫，少女兑宫，而以归妹配六十四卦之终。因此，游魂、归魂的体例把十二消息卦的小循环系统扩大为六十四卦的大循环系统，不仅解决了架设八宫卦图式的某些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京房本人十分重视这个体例，把它托之于孔子所创，强调指出：“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为地《易》，三世、四世为人《易》，五世、八纯为天《易》，游魂、归魂为鬼《易》”。

关于世应、飞伏的体例，晁公武在《京氏易传》后序中解释说：“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谓之世，奇偶相与，据一以起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世之所位而阴阳之肆者谓之飞，阴阳肇乎所配而终不脱乎本，以应显佐神明者谓之伏”。

世应的体例，目的在于阐发一卦六爻中的主从配合关系。由于卦变受爻变支配，变爻的进退在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全局产生重要影响，故以此变爻为一卦之主，称之为“居世”、“临世”、“治世”。有主必有从，主者为世，从者为应，这种主从关系是根据“奇偶相与”的原则来决定的。一卦六爻，初、三、五为奇，二、四、上为偶，若初为世，则四为应，二为世，则五为应，三为世，则上为应，反之亦然，这就是所谓“据一以起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六爻中的主从关系，既有严格的贵贱等级之分又有相互之间的紧密配合。京房以之比附人事，认为初爻为元士，二爻为大夫，三爻为三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把卦爻的结构等同于社会的结构，若尊者居世，则卑者顺从尊者与之配合，若卑者居世，则尊者附就卑者与之配合，社会结构的功能是与卦爻结构的功能相等同的。

《易纬．乾凿度》解释京房的这个思想指出：“凡此六者，阴阳所以进退君臣所以升降，万人所以为象则也。”因此，世应的体例不仅是阐发象数规律，其深层的用意还在于以此作为准则来明王道，正人伦，调整社会政治的秩序。游魂卦以四为变爻，故为诸侯居世，反应元士。归魂卦以三为变爻，故为三公居世，上应宗庙。世应的体例在八宫卦中是普遍适用的。

飞伏的体例，目的在于阐发卦爻结构中的阴阳变化存在着一种隐显有无的关系。可见者为飞，不可见者为伏，阳飞则阴伏，阴飞则阳伏。由于六十四卦皆为八经卦相重所组成，而八经卦中之阴阳皆为两两相对，故乾飞则坤伏，震飞则巽伏，坎飞则离伏，艮飞则兑伏，反之亦然。每一重卦分为上下二体，初、二、三世爻位于下体，四、五、上世爻位于上体，由世之所位而形成的卦终不脱乎其所本之经卦，故可据此窥探六十四卦中普遍存在的飞伏关系。以乾宫卦为例，一世卦为姤，其下体为巽，故与巽为飞伏。二世卦为遁，其下体为艮，故与艮为飞伏。三世卦来否，其下体为坤，故与坤为飞伏。四世卦为观，其上体为巽，故与巽为飞伏。五世卦为剥，其上体为艮，故与艮为飞伏。游魂卦为晋，其九四爻为乾阳复归之位，由五世卦之六四爻变化而来，故亦与艮为飞伏，同于五世卦。归魂卦为大有，其下体复归本位而变为乾，故与巽为飞伏。其他各宫卦例皆类此。

京房在《丰卦传》中指出：阴阳升降，反归于本，变体于有无。吉凶之兆，或见于有，或见于无，阴阳之体，不可执一为定象，于八卦阳荡阴，阴荡阳，二气相感而成体，或隐或显。故《系》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就是京房创设飞伏体例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个体例，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卦气图式中阴阳二气变易消息的规律，而且可以在比附人事占验吉凶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除了世应、飞伏体例以外，京房还创设了纳甲与五行六位的体例。他说：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

所谓纳甲，是以八卦配十干，举甲以该十日，故曰纳甲。这种配法是把十干中的奇数甲、丙、戊、庚、壬为阳，偶数乙、丁、己、辛、癸为阴，以与乾坤六子之阴阳相配。乾坤为父母，乃阴阳之始终，故以代表奇数始终之甲壬配乾，代表偶数始终之乙癸配坤。庚阳入震配长男，辛阴入巽配长女，戊阳入坎配中男，己阴入离配中女，丙阳入艮配少男，丁阴入兑配少女。

八卦各爻再配以十二支，称为纳支。其配法也是把十二支分为阴阳两组，子、寅、辰、午、申、戌为阳支，丑、卯、巳、未、酉、亥为阴支，乾、震、坎、艮四阳卦按不同的顺序分别配以阳支，坤、巽、离、兑四阴卦也按不同的顺序分别配以阴支。在纳甲、纳支的基础上再配以五行，这就是所谓“六位配五行”。综合这三种配法，以图示之如下：

爻位 乾金 坤土 震木 巽木 坎水 离火 艮土 兑金

上爻 壬戌土 癸酉金 庚戌土 辛卯木 戊子水 己巳火 丙寅木 丁未土

五爻 壬申金 癸亥水 庚申金 辛巳火 戊戌土 己未土 丙子水 丁酉金

四爻 壬午火 癸丑土 庚午火 辛未土 戊申金 己酉金 丙戌土 丁亥水

三爻 甲辰土 乙卯木 庚辰土 辛酉金 戊午火 己亥水 丙申金 丁丑土

二爻 甲寅木 乙巳火 庚寅木 辛亥水 戊辰土 己丑土 丙午火 丁卯木

初爻 甲子水 乙未土 庚子水 辛丑土 戊寅木 己卯木 丙辰土 丁巳火

这个图式既是一个占验系统，也是一个宇宙模型。其中以干支配八卦，可以把卦爻的阴阳变化编排得如同干支六十周期那样景然有序，使之进一步与历法相配合，更便于说明卦气的运转，推算人事的吉凶。

以五行配八卦，则可以引进五行生克的思想来阐发卦爻之间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编排一个更为合用的占验系统。京房指出：“八卦鬼为系爻，财为制爻，天地为义爻，福德为宝爻，同气为专爻”。这些花样翻新的体例就是五行生克思想在八卦中的具体运用。所谓“鬼为系爻，财为制爻”，是就五行相克而言。系者束缚之意，制我者也，如火克金，火即金之鬼。财者我所制也，如木克土，土为木之财。“天地为义爻，福德为宝爻”，是就五行相生而言。天地，生我者也，如金生水，金为水之父母。福德，我所生者也，如金生水落石出，水为金之子孙。“同气为专爻”，同气，兄弟也，如金与金，木与木相遇。以乾卦各爻为例，乾属金，其初爻甲子水为金所生，故为乾之子孙，二爻为甲寅木为金所克，故为乾之财，三爻甲辰土，土生金，是乾隆之父母，四爻壬午火，火克金，是乾之官鬼，五爻壬申金，与乾隆同气为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