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六爻预测主要是靠理论还是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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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认为，“生吉凶之义，始于五行，终于八卦”。这就是说，五行生克是吉凶转化最初的契机，它在占验系统中的地位比八卦阴阳更为重要。

京房以此五行六位的图式为基础，发明了一套推算卦气运转的数学方法，称之为“月建”、“积算”。晁公武在《京氏易传》后序中解释说：“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之始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

月建本源于历法，即以十二支与十二月相配，称冬至所在之十一月为建子之月，十二月为建丑之月，正月为建寅之月，二月为建卯之月，直至十月为建亥之月，如此每年周崦复始。

亦房把这种月建之法纳入卦爻结构之中，创设了一套“世卦起月例”，即以爻直月，从世起建，每卦主管六月。乾起甲子，坤起甲午，按照子午分行的方向与世爻之阴阳以定其所建之月。故一世阴在午，主五月，阳在子，主十一月。二世卦二阴在未，主六月，二阳在丑，主十二月。三世卦三阴在申，主七月，三阳在寅，主正月。如此直至八纯上世六阴在亥，主十月，六阳在巳，主四月。

这样每卦交爻所主管之六月计一百八十日。所谓积算是以爻直日，即从月建所止之目起，一爻为一日，按照干支顺序周而复始，也是一卦计一百八十日。运用这一套月建、积算的计算程序，可以把卦气运转的具体的月份和日数计算得貌似精确，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五行生克的关系。比如姤卦为乾宫一世卦，月建起庚午至乙亥，初爻阴在午，主五月，至上爻亥为十月，相当于芒种至小雪的循环周期。积算即从月建所止之日乙亥起，周而复始，循环至丙戌，其中各配以五行，乙亥为水，丙戌为土，五行升降，以显示吉凶之兆。再如否卦为乾宫三世卦，月建起三世爻壬申，主七月立秋，循环至丁丑，主十二月大寒。积算即从月建所止之日丁丑起至丙丁，周而复始。申为金，丑为土，金土同宫，吉凶可见。

京房对自己所发明的这一套数学方法十分自信，夸耀为符合天地万物的规律，能把吉凶计算得绝对精确，毫厘不爽。他说：“积算气候无差于晷刻。吉凶列陈，象在其中矣。天地运转，气在其中矣。乾道认化，万物通矣”。（《晋卦传》）“定吉凶于顷刻，毫厘之末，无不能也，无不备也”。（《震卦传》）

京房的易学源于孟喜而又自成一家，受到官方的重视，立为博士。《汉书．儒林传》说：“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在汉代官方易学的系统中，京氏之学与施、孟、梁丘之学并立而为四。如果就易学理论的完整与实际的影响而言，京房则是后来居上，不仅超过了施雠、梁丘贺两家，也超过了孟喜。

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阴阳术数与儒家经义相结合是汉代风行的一股时代思潮，代表了经学发展中的革新势力。这种结合应该尽可能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立足于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二是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三是推断灾异有数理的根据，能以命中率高取得人们的信服。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才能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比较四家的易学，施雠、梁丘贺两家恪守田生师法，其学风趋于保守，孟喜首改师法，援引阴阳灾变之说入《易》，迎合了时代思潮，毫无疑问是汉代象数派新易学的一位开风气的人物。但是，孟喜的十二月卦的图式过于简陋，推断灾异缺乏数理的根据，也难以用于实际的政治，起到匡救时局、整顿纲纪的作用。亦房继承了孟喜的思路，编制了一个八宫卦、五行六位的图式，创设了世应、飞伏的义例，确定了一套月建、积算的推断灾异的数学方法，并且使之体现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全面地满足了上述的三个要求。因此，只有京房才称得起是汉代象数派新易学的真正的奠基者。

所谓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其基本点就是追求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整体的和谐。尽管汉代各派经学都讲阴阳灾异，普遍带有术数之学的成分，但由于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文化价值理想，仍然属于经学范畴，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术数。

关于京房的易学，也应作如是观。京房在其《易传》中指出：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所以仰观俯察，象天地日月星辰草木万物，顺之则和，逆之则乱。夫细不可穷，深不可极，故揲蓍布爻，用之于下。筮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序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定天地万物之情状。故吉凶之气顺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数，内外承乘之象，故曰兼三才而两之。

京房认为，天地万物的运行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和谐，人类社会不能违反这个规律，“顺之则和，逆之则乱”，因而人们必须根据对天道规律的认识与理解，顺应自然的和谐，来谋划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否则，逆天而行，必然造成危机，既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也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可以看出，京房的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和所有的儒家相通的，具有儒家的普遍的品格。京房的特点在于他把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纳入象数的模式之中。照京房看来，关于天道的规律，“细不可穷，深不可极”，其微细深奥之处难以认识，所以圣人“揲蓍布爻”，按排了一个象数模式，人们只要通过其中的“八九六七之数，内外承乘之象”，就能全面地掌握天、地、人三才之道。

京房所谓的天道规律,主要是指卦气，这是根据阴阳家的月令思想加工改造发展而来的，吸收了天文历法的科学知识，也反映了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帝国统治的需要。他所设想的社会的和谐，主要是指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正常的秩序，完全是以儒家的价值观念为准则的。京房精心创设的这一套象数模式与象数规律，实质上是按照儒家的价值标准所描绘的一幅理想的蓝图，体现了自然与社会整体和谐和思想，如果用之于实际的政治，既是一种认知的工具，也是一咱决策的依据，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据史传记载，京房是一位兼有易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三重身分人人物。元帝时期，京房把他的卦气说用之于实际的政治，反对宦官石显，宣传他的“考功课吏法”，企图挽救危机，拨乱反正，终因政治斗争失败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这种情况表明，京房是忠于自己的儒家文化价值理想，也是忠于自己的象数派易学的哲学信念的。通过京房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卦气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更为具体地把握卦气说的本质。

西汉政治由盛而衰是从元帝时期开始的。元帝宠幸石显，任用巧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仇忠害正，吏治腐败，危机的迹象业已显露。京房针对时弊，反复劝诫元帝应该认清形势，推行“考功课吏法”，任用贤能，整顿吏治，他指出：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着，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年内为治耶，乱耶？（《汉书．京房传》）

京房援引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分析时局，表达政见，这是当时今文经学家的普遍的做法。其所谓瑞应，象征着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处于和谐状态，所谓灾异，则象征着这种和谐受到了破坏，这二者都体现了天神的意旨，是天神对君主所发出的嘉奖和谴告。

只是京房站在易学的立场，认为天人感应是通过卦气表现出来的，卦气是否正常，与君主的行为直接关连。他根据当时一系列的灾异现象断定已经进入乱世，原因在于君主“以毁誉取人”，未能“以功举贤”。他的这一番言论虽然从理论上看来是荒谬的，在政治上却是一种切中时弊、抓住要害的远见卓识。元帝开始曾被京房说服，准备试行他的“考功课吏法”，后来又听信石显及其党羽的谗言，推迟不行，把京房调离京师，出任魏郡太守。京房在赴任途中，接连给元帝上了三封奏折。这三封奏折是我们具体了解卦气说如何用于实际政治的极为生动的史料，值得详加剖析。

第一封奏折是京房未出发前于建昭二年二月朔拜时上的。他说：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汉书．京房传》）

据王先谦《汉书补注》所引各家之说，房上封事当在三月，所称辛酉为正月二十八日，己卯、庚辰、辛巳，则二月之十六、十七、十八日。亦房当于二月十六己卯拜为太守。这是元帝受石显等人的蒙蔽而疏远京房的一个措施，表明元帝的决心已经动摇，京房与石显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已经失败。京房回顾前一段过程，认为根据对卦气的观察，自正月二十八日辛酉以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蒙气衰去，太阳精明”。所谓蒙气，指的是一种遮掩太阳的尘云，混浊错暗，与上下合之雾及日旁气之蜺同属阴云一类。蒙气为阴冒阳，象征邪臣蒙蔽君主。蒙气衰去，象征君主不受蒙蔽，有了自己的主见，忧的是二月的卦气为“少阴倍力而乘消息”。消息即十二辟卦，消卦为太阴，息卦为太阳，其余杂卦为少阴、肖阳，辟卦为君，杂卦为臣。二月的卦气为晋卦、解卦用事，两个少阴杂卦合力干扰辟卦大壮，由此可以看出元帝并未完全排除邪臣的蒙蔽，仍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到了己卯拜为太守，自己的忧虑是被证实了。京房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争取在出任太守以后能够每年回到亦师向元帝汇报，于是他根据卦气对这次斗争是否成功进行预测。亦房认为，辛巳之日，“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这表明在此以前的己卯、庚辰两日之间，必定有人进了谗言，蒙蔽君主，防止自己乘传奏事。

京房的这个忧虑也被证实了。在出发前，元帝果然命令京房不要乘传奏事，石显的阴谋得逞，京房第二个回合的斗争也失败了。走到新丰，亦房上了第二封奏折。他说：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年内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年笑。

这封奏折中，京房通过他与弟子姚平围绕着对遁卦卦气的两番讨论，一方面向元帝表明自己以身殉道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劝诫元帝应以国家的安危为重，让他在魏郡试行“考功课吏法”，不要做出贻笑大方的蠢事。遁卦为六月辟卦，，如果遁卦的卦气运行失常，阴阳错缪，则当暑而寒，出现洪水灾异，在人事上则象征着有道术之人当被逐死。京房以前曾经作过预言，至七月洪水果然涌出，预言应验了。在这种情况下，京房本来就该全身远害，不必多言。但是京房认为，虽言而死，仍要坚持自己的政见。他的这种无所畏惧的勇气来源于他的坚定的哲学信念与政治理想。京房的占验之术，其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论，而不同于术数末流所服膺的宿命论。这种天人感应论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尽管卦气呈现道人将逐死的凶兆，但是只要决策得当，行为合理，灾异是可以止息，凶兆是可以转化的。京房认为，以谏杀身而无益于国只算得是小忠，谏行言听而身与国同休才是大忠，所以他要求元帝给他一个在魏郡建功立业的机会，不要使涌水灾异的凶兆在他身上应验。

到了陕西弘农,京房又上了第三封奏折: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言观色焉。（均见《汉书．京房传》）

从京房的这三封奏折可以看出，他的卦气说和他的政治活动是结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他的政治活动始终是以卦气说作为理论基础，而卦气说出始终是与实际的政治相联系，总的目的则是为了克服危机，理顺关系，使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复归于和谐。就京房的政治活动而言，最后是失败了，终以“诽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惨遭杀害。究竟失败的原因是由卦气说所引起还是另有所在，这是我们公正持平地评价京房易学的一个关键问题。

宋代的司马光对京房的政治活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人君之德不明，则臣下虽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观京房所以晓孝元，可谓明白切至矣，而终不能寤，悲夫！《诗》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曰：“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孝元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九）

司马光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集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因而君主的明暗直接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人君之德不明”，尽管忠正的大臣进行耳提面命的谏诤规劝，提出各种合理的改革建议，也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归于失败。反之，如果遇到一个严明有如宣帝那样的君主，情况就会改观。仲长统在回顾宣元之际政治的演变时，也提出了与司马光相同的看法。他说：“孝宣之世，则以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中宗严明，二竖不敢容错其奸心也，后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乐，悉以枢机委之石显，则错迷雾乱之政起，而分忠害正之祸成矣。呜呼，父子之间，相监至近，而明暗之分若此，岂不良足悲耶！”（《全后汉文》卷八十九）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京房反对石显的斗争之所以失败，不能归咎于他的卦气说，而应该联系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内在矛盾挖掘其深层的原因。

其实，汉代的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对这种君主专帛正体的内在矛是有着较为清醒的察觉的。当时各派经学家为了防止君主拒谏饰非，滥用权力，都在“屈君而伸天”上大作文章，企图假借天神的权威用阴阳灾异来加以限制。比如与京房同时汉《齐诗》的翼奉曾说：“《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这种经学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并且带有鲜明的朝代特征，形成为弥漫于朝野上下的一股思潮。京房的卦气说就是在这股思潮的强大影响下孕育成熟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许多从事政治斗争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先进人物，除了利用阴阳灾异这个思想武器以外，是别无其他选择的。

但是，京房的象数派的易学，其理论基础与思维模式，后来也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批评。王夫之的批评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气，分卦以征事，所言者亦与当时之得失祸福合，何也？曰：石显之邪，而君德以错，国是以乱，众耳众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实固非也。势已成，形已见，谓天之象数亦然，亦恶从而辨之？

盖房之为术，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圣人之教，且恣其削补。道无不圆也，而房无不方，大乱之道也，侮五行而极二仪者也。郑弘、周堪从而善之，元帝欲试行之，盖其补缀排设之淫辞有以荧之尔。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学术治功，断其长，擢其短，令整齐瓜分如弈者之局、厨人之酊也，此愚所以闻邵子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读通鉴论》卷四）

王夫这批评京房的易学在两个重要之点上难以成立。第一，他的卦气说根本不能对人事的得失祸福作出预测，只不过是就昭然若揭的既成事实作出事后的解释，归结为天之象数。这种解释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精心编造出来用以骗人的淫辞。第二，他“以小智立一成之象数”，立典要以为方体，极力使内容屈从于形式，把天象人事瓜分割裂，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地统统塞入一个固定的格式之中，这就必然圆凿方枘，与五行二仪之道以及事物的实际的变化格格不入。

应当承认，从理论思辨的角度看，王夫之的批评确实是出中了京房易学的要害，但是由于京房易学迎合了时代的思潮，适应于实际政治的需要，尽管理论上破绽甚多，难以自圆其说，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余敦康)

摇卦时需要一个劲地想要预测的事吗？

摇卦时需要一个劲地想要预测的事吗？

有的书上讲，摇卦时要一个劲地想自己要测的事，如果判断不对的话，就归咎于求测人心不诚，思想杂乱，卦里面没有反映出他需要的信息。我以前也是那样认为的，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自从我研究采用预测师摇卦以来，发现摇卦时根本不需要不停地想要预测的事。来人既然专门前来预测，他的这种预测心态和意念早已在他脑海里了，人是靠脑波通过三枚钱币来反映他所关心的信息的。所以在摇卦时来人再也不需要一个劲地想字要测的事。念头既起，就可以摇卦预测。因为通过实践证明，摇卦既可以是求测人摇卦，也可以是预测师摇卦，预测师摇卦，一般是不需要再加什么意念的，而且脑子越是什么也不想，摇出来的卦越准确。就我而言，如果有人打电话求测，通常情况下，一般都采用我自己来摇卦，在摇卦时，脑子什么也不想，照着摇出的卦毫不犹豫地给予判断，象这样已经应验的卦不是一个两个，所以完全可以肯定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顿开]问

我还是不懂呢？我自己要预测很重要的事情时，比如关乎家人生死的事时。。。

1.自己摇卦时，要一个劲的想要预测的事呢？还是“心动随即摇卦”？

2.时间不一定要1分钟长吧？

3.在摇六个爻时，虽然不用每摇一次，停下来，冥想1分钟。但是，是不是“也要意念不断？？？一个劲的想要测的事呢？”还是：“不用再想了，脑子什么也不想了，一直摇下去就是。”？？？

王虎应老师答：

你自己要预测某事，实际你已经想了，摇卦即可，不需要再继续不断地想。

六爻预测需要参考爻辞来判断吗？

擅用者可以作为参考，但六爻预测一般不需要用爻辞，因为六爻预测以五行生克为主，其本来就是脱离爻辞，形成自己独特体系的预测法。没有爻辞作参考，也足够反映出事物的吉凶。

六爻预测可以用时间数字等起卦吗？

在事情紧急没有环境允许摇卦时，偶尔可以用一下，有一定的应验率，但我不主张用这种方法，因为其装卦形式先定外卦后定内卦，与六爻从初爻的装卦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道法讲究自然。动爻有无以及多少都有玄机在里面，只有用摇卦的方法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用时间、数字等起出的卦都是一个动爻，千篇一律，根本出现不了伏吟、反吟、三合局等组合形式，大大地影响了卦的信息。

摇卦时铜钱掉到地上怎么办？

大家在给人预测时可能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个别的钱币掉在了地面上，或者是桌子下，有的甚至掉到了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假如遇到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再次摇卦的，在摇卦时，不管钱币掉在了什么地方都要算数的，找到钱币看其是正面，还是反面，把掉下去的钱币和没有掉到地上钱币一起来看正反面情况。假如有的铜钱正好立起来靠在某物体上没有倒下，那么就以看见的一面来判断正反面。我在实践中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这样用过来的，一点也不会影响卦的正确性。不过大家如果为了减少这种因为掉钱币带来寻找的麻烦，可以找一个平低的器物，比如盘子之类的东西做为盛受钱币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往外面掉的概率。也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桌子摇卦。

若是有一枚先跑出去了,剩下的还要不要扔? 把先掉出去的拿回来一起再摇,或者把剩下的撒出去都可以,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不少,无论是往回拣再摇和把剩下的撒出去,不需要预测师的提醒,全在于摇卦人一瞬间的意念,不必拘泥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