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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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费开支

购置武器装备支出。购置武器装备是红军的一项较大支出。红三军从洪湖苏区撤出以后，由于流动作战，兵员损失大，武器装备既落后又缺乏，特别是弹药紧缺。为了迅速扩大红军队伍，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就在大会上宣布：“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组织1万人的游击队和3万人的自卫队。”新扩充的红军和组建的自卫队都需要武器。这些武器来源，除战争缴获外，靠苏维埃政权筹集银元去敌占区购买。购销武器弹药具有高风险，军火商或军阀以谋利为目的，要价太高，而红军为得到武器装备只有不惜血本。红三军驻南腰界时，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关系从重庆购得一批武器弹药。

军队伙食支出。军队的伙食供给也是财政开支的一个较大项目。红三军开进黔东之初，实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哪个部队打给养收获多，这个部队的伙食支出就稍多一点。如红九师在攻打秀山民团胜利后，缴获了很多银元和大烟。经请示军部同意，参战官兵每人发了两块大洋作为津贴。当时在苏区流传一句顺口溜：“军住民房吃各家，生活排长统一开他。”从总体情况看，此时部队生活标准很低且不固定，军队伙食收支是否正常，取决于战争缴获和没收浮财的多少。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红军有了“家”，渐趋于稳定，实行了“统一财政，统筹统支”，主力红军以连为单位，地方武装以分队为单位，苏维埃工作人员以乡为单位开伙，每个伙食单位由生活排长按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造册到经理处领取菜金。伙食标准每人每天3钱盐，5分钱菜金，1斤2两粮。从这些数字中可见，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简朴，但从黔东革命根据地整体而言，红军、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累计1万余人，一天则需开支伙食费三四千块大洋，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红军公务支出。公务支出，即是办公开支，如干部培训、开会、制发文件以及一些日常的或者特殊的必须开支。红三军办的干部培训班，办了数十期，主要培训区、乡苏维埃领导者和土地革命的指导者，每期三五十人不等，所需培训费用全作军队公务支出。当时一切从节俭出发，开支控制很严。从战士到军长，凡需公务开支都要经过经理处批准，个人不能任意提高标准。如：打下沿河县城后，贺龙的警卫员为方便首长夜间行动，提出领两对电池，保管人员只认批条不认人，硬是等经理处批条到手后才发了货。当时，会议记录本、首长笔记本都是在街上买来纸自己装订的。损坏群众的东西，照价赔偿，赔偿款列入公务支出。其付款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付款，如红军队伍在印江一农民家用了点菜和米，付给2块大洋；在塘坝元布坨用了一农户一缸酸菜，付给铜板10枚；用了另一家2桶包谷，付川板12块。二是以物易物，如红七师机炮连在秀山一农户家写下这样的留言条：“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又如红军留在木黄杨正明家的留言条上写：“杨老板，红三军在你家吃了九个鸡蛋，海椒七撮，油三两，盐四钱，共还你谷子一箩，在灶后边。”公务支出中还有一项较大的开支，那就是宣传费用。红军每到一地都注重宣传，其声势和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购买笔墨纸张和石灰等用品花了不少钱。以石梁乡张家祠堂墙上的“打倒国民党”标语为例，仅这条标语就用石灰数百斤，还磨了十多斤黄豆的豆浆掺和。

扩红支出。扩充红军队伍，无疑需要增加开支，因为，需要奖励参军者，同时要优抚红属，还要增加人头开支。奖励新兵是有明文规定的，视其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一般奖励银元5至10块不等，家庭殷实的5块，贫困的或8块，或10块。地方苏维埃还给予红属免税和子女上学免费等优抚。沿河籍老红军冉洪章回忆：“我参加红军时，部队奖励我六块现大洋。”此外，红军队伍扩大后，吃的、穿的、配备武器等费用支出加大。随着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黔东4000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参加游击队和自卫队的人数近万人。由此可见，扩红支出数目不小。

俘虏遣返支出。俘虏遣返，要发一定数量的遣返费，这是当时红军的政策。而遣返费的数量则要视当时的财力而定。按红军的政策，被俘者愿跟红军的就吸收为红军，想回家的，一律发给路费。如倒马坎战斗，俘敌74人，全部遣返回家，每人发给3块银元作路费。遣返费也有以实物充抵的。如在南腰界遣返一名敌军副官，他不要大洋而要鸦片，于是发给他一点鸦片作遣返费。

红军津贴支出。红军津贴支出是军费支出中的一个比较小的项目，红军不分官兵，在经济待遇上一律平等。但是，由于财政收入不稳定，津贴也没有保证。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靠的不是津贴，而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据当年在黔东革命根据地专管钱粮的老红军周胜才回忆，仅红三军4000多主力部队每月发放津贴3000块银元。照此计算，红三军在黔东战斗7个月，累计支出津贴多块银元。

军队所雇零散工工资支出。为了军事的需要，红军雇请了不少工人和零散工：修械所辖各兵工厂的手艺师（工），炊事员、担水工、船工、向导等等。其工资执行了1934年6月红三军在枫香溪翻印的《劳动法》和7月22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颁布实施的《农村工人保护条例》中规定：“所有工厂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间，依照本条例规定，不得超过八小时，”“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不得用货物），每半月交付一次（不得超过半月并禁任何方式的积欠），直接交给工人本人。”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淇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50文至100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800加到1200文，零工由300到600文，增加百分之百。”兵工厂工人的工资标准，实行等级工资制，即按工种、技术、劳动强度、工作量，区别对待，标准各异。带有一定危险性又属技术工种的，如制造火药、炸弹等，工资就高一些，每月20至30块银元；枪械师、缝纫师，每月15至25块银元，其他工人3至10块不等。各工种加班，加发加班工资，还发劳保用品。兵工厂雇请的工人人数不少，仅印江大路曹兵工厂就有近百名。每月支付这些工人的工资、福利要超1万块银元。所雇船工，大多属临时的，1934年5月31日，红军强渡乌江，攻占沿河县城，雇请张献富等40名船工，渡红军过乌江，这些船工冒着枪林弹雨往返于乌江中，红三军占领县城后，给每个船工发5至10块银元作工钱，其中一名叫“牛塆木匠”的受了伤，红军另多付他20块银元治伤。

（二）苏维埃政府支出

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支出。根据地内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具体到人数额不大，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是这块根据地最高行政机关，有领导成员80人，常务委员32人，设有主席、副主席，下设两个委员会、四个部和一个局，建有17个区革命委员会、70多个乡苏维埃，工作人员1000多人，苏维埃自卫队人数更多。特区革命委员会从支援革命战争，减轻财政压力出发，规定了工资标准：不论上级下级，不分官与兵，一律为每人每月1至2块银元。按照这一规定，每月应支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2000多块，但实际支出要少得多，因为其中一些干部领取工资后即捐献给了政府，据南腰界苏维埃副主席陈元富回忆：“我区苏维埃干部仅7个人，脱产的只有3人，每人每月领‘袁大头’1块。”

政府公务支出。政府公务支出主要指办公费、会议费、培训费、宣传费和勤杂工工资。当时《乡苏维埃》中明文规定：“乡苏维埃只开支纸、笔、墨、茶等小的办公费，由区苏维埃发给。”除此之外，还要开支各种会议费，参会人员没有误工补贴，但参会人的生活、茶水费是苏维埃统一支付的。如秀山的巴盘乡农协会开了一次“农村盛会”，每户来一人，还邀请了外地的代表，摆席10多桌，开了两天两夜，接送客人还放铁炮。还有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开碰头会、积极分子联席会、各乡代表会、总结会等。每次开会，人数最少也有一桌，多的10多桌。还有红军领导人主持召开地方民主人士座谈会，如1934年农历重阳节，贺龙在枫香溪摆了八桌酒饭，请根据地内80岁以上的老人赴席，表示红军敬老尊贤。这给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区、乡苏维埃公务支出中还有干部培训费用，仅“土地革命骨干培训班”，各区、乡都先后办了几期。

（三）文化教育事业支出

发展教育支出。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中规定：“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贺龙下了一道命令：“学校不准驻军。”红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不驻校，老百姓放心让孩子上学，根据地范围内的学校从未停过课，为了发展教育，苏维埃政府从财政中拨出专款维修学校，使原先破旧、漏雨的教室、露天无栏的厕所得到维修。据统计，当年苏维埃政府为学校拨款1200多块银元。沿河县一些乡苏维埃政府中还成立“义务教员委员会”，规定从“打给养”中提取10%作为办学专门经费，同时对红军的子女实行免费入学，对适龄儿童提倡义务教育。贺龙特别关心学校，驻南腰界时，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要求红军尽可能地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红军利用休息时间，为南腰界学校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和跳马等体育设施。红军撤离时，贺龙军长送一套油印设备给南腰界学校。